前言

元明戏曲作品中有大量墓祭场景的描写并非偶然,而是剧作家们别具匠心的艺术创作,是剧作家们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感悟与抒发,有着独特的艺术旨趣。戏曲中描写的墓祭礼俗情节既源于现实生活又富有艺术想象,无论从创作的角度还是观演的角度来说,都极具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对戏曲艺术的生存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离不开观演人群。或者说,没有观众,戏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能否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是戏曲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众所周知,元明时期的戏曲创作主要是为了满足舞台表演的需要,而所谓的“案头剧”是在明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

剧作家们乐此不疲地创造各种与墓祭有关的场景,既是个人对生活的体悟,也是为了迎合观众心理的需要。这个故事情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场景,给观众呈现的是大家熟悉的场景,故事情节贴近日常生活,易于产生亲切感、代入感和情感共鸣,增强了戏曲的吸引力,进而有利于扩大戏曲的观演群体,使戏曲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民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墓祭情节有利于渲染戏曲的悲剧色彩。中国古代戏曲虽多以大团圆结尾,但由于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的需要,在讲述故事时往往需要增添一些悲剧情节,而且有些戏曲作品本身讲述的就是悲剧故事,为增强故事的悲剧性和感染力,常常需要添加一些悲剧元素。

墓祭作为一种缅怀逝者的风俗活动,其环境氛围以及活动本身就带有凄凉、悲伤的意境,自然也就成为剧作者常用的悲剧元素。从实际效果来看,在戏曲中描写墓祭情节,能够烘托剧中人物的悲惨境遇,有利于渲染戏曲故事的悲剧色彩。

作品通过窦娥对死后之事的交待,凸显了其孤苦伶仃、弱小无助的身世遭遇和悲惨命运。这里的墓祭情节,无疑更增加了窦娥身上的悲剧色彩。类似的还有李开先《宝剑记》第四十二出中林冲妻子祭母的情节:“明年寒食东风里,谁向孤坟奠一杯?幸将老母殡埋已了,叵奈高衙苦逼成婚,奴家决死无生。且将一陌纸钱,去那母亲坟边拜辞了,痛哭上一场。”

这里也是用墓祭场景强化了一名古代女子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惨遭遇。墓祭情节有利于强化戏曲的娱乐效果。戏曲是一种集祭祀、娱乐、教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而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成熟以及商业化、大众化趋势,其娱乐、审美功能也更加突出,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舞台表演,都更加重视娱乐效果和审美体验。

墓祭原本是一项严肃庄重的活动,但剧作家们有时会在墓祭活动中增加一些诙谐戏谑的元素,使得原本庄严的场景变得轻松明快起来。元明戏曲中有不少这类调笑式的墓祭情节,在刻画人物形象及增强娱乐效果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例如,在上引《杀狗劝夫》第一折中,描写孙大邀请柳、胡二人去自家祖坟祭拜祖先。三人祭祀完毕便在墓地饮酒,随后孙大的弟弟孙二也前来祭扫,孙大听信柳、胡二人谗言,在祖坟前辱骂并痛打孙二。这一墓祭场景,把几位酒肉朋友的形象刻画得丰满生动,达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

又如《老生儿》第三折中,描写刘引孙到处乞讨扫墓祭品的情景:“我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喏,讨了这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这半瓶儿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在邻居家借了这把儿铁锹,到祖坟上去浇奠一浇奠。烈些纸儿,添些土儿。也当做拜扫,尽我那人子之道。……则一个馒头供养了公公婆婆,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倘若争这馒头闹将起来可怎么了。这也容易,劈作两半,一半供养公公婆婆,这一半供养父亲母亲。”

这里的墓祭场景把读书人的穷困潦倒展现得淋漓尽致,丰富了人物形象,强化了戏曲的娱乐效果。墓祭活动有利于推动戏曲的故事发展。故事情节是戏曲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优秀的戏曲作品往往有着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元明戏曲作品中描写的墓祭活动,往往并非可有可无的情节,而是推动整个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墓祭活动推动戏曲故事发展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墓祭活动是推动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环节。元明戏曲中很多作品巧借清明上坟引出戏剧矛盾,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如白朴《墙头马上》第三折中的故事情节:裴少俊与李千金私定终身,生下一儿一女藏在后花园中,由院公服侍,少俊父母对此毫不知情。时遇清明墓祭,裴父因畏风寒不能出门,派少俊去郊外扫墓。

少俊出门前特意交代院公留意照看两个孩子,结果两个孩子还是溜出了后花园并被裴父撞见。知道真相后,裴父令少俊写休书将李千金赶出了裴府,由此形成了戏剧矛盾冲突。又如孟称舜《桃花人面》第三出《萧淑兰情寄菩萨蛮》一折中,萧淑兰在清明扫墓时称病留在家中,等家人都外出扫墓时,却引着丫环梅香到后花园中与馆宾张云杰相会。

这出戏中,是全家外出墓祭这一活动给萧淑兰创造了与意中人相见的机会。再如徐渭《翠乡梦》第一出中的故事情节:红莲为亡夫清明扫墓时,天色渐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便到寺庙借宿。夜里红莲引诱玉通禅师,致其破了色戒,随后孽缘突起,断送了修行之路。这出戏中的故事起因也是清明扫墓活动。

墓祭场所是戏曲作品中重要故事情节的发生地。这类作品比较典型的有元杂剧《鲁斋郎》和明传奇《赠书记》。鲁斋郎乘清明家家外出扫墓之机,前往郊外墓地物色貌美女子,最后在墓地将张珪的妻子强行霸占虏走。在这部作品中,正是墓祭活动给鲁斋郎提供了犯罪时机和场所。

在《赠书记》第二出中,谈生和魏氏在清明扫墓时偶遇并互生情愫,进而有了后面的佳话。故事情节如下:谈生为父扫墓结束后在郊外闲逛,遇见了长相标致的魏氏,遂有意跟随搭讪,结果不小心踢翻了别人扫墓用的祭酒,被人扭住赔钱,谈生身上未带银两,僵持之际魏氏主动上前替谈生赔了银子,两人因此而结识。这部作品里面,同样是墓祭活动为谈生与魏氏的相识相交提供了时机与场所。

元明戏曲作品中描写的墓祭礼俗活动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存境遇和精神风貌的缩影。剧作家们以广阔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墓祭场景,呈现了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画卷。这些墓祭礼俗,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祭之以礼的儒家孝道文化。“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宣扬的家庭孝道有生养、死葬、时祭三层含义。《论语·为政》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记·祭统》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儒家将祭祀作为祖先生命得以延续的象征,强调养观其顺、丧观其哀、祭观其敬的孝道理念。由此可见,祭祀是孝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古代祖先祭祀有祠祭和墓祭等形式,从民间实际情况来看,墓祭更为普遍。因为下层民众并非都有自己的宗族祠堂,而即使有宗族祠堂的人家,祠祭和墓祭也不冲突,清明等时节,在祠祭的同时也需要组织墓祭活动。

在墓祭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祭之以礼,也就是说要遵照一定的礼仪规范来完成祭祀。元明戏曲作品中对祭之以礼的孝道文化有着充分体现。具体内容除了前文探讨过的精心准备祭品、遵照各项仪节程序、在特定时间祭祀等之外,还包括家庭成员要全体参与、态度要虔诚恭敬、祭拜应遵循一定顺序等等。

例如,在《杀狗记》第二十一出中孙员外与其妻子的一段对话:“院君,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明日是清明佳节,须用登坟拜扫,以表追思之意,不知娘子去也不去?(旦)好教员外得知,不去拜扫,于礼不宜。”这段对话表明,当时的观念认为人人都要参加清明墓祭,否则就是“违礼”。

又如《老生儿》第三折中,张郎和他的妻子刘氏为先上谁家坟而争执时,社长上前调解道:“大嫂,你差了也。你便姓刘,你丈夫不姓刘。你先上张家的坟,才是个礼。”可见,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对女性而言,先上夫家坟后上娘家坟是祭礼的基本要求。

这些墓祭礼仪情节,一方面体现了儒家孝道文化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儒家孝道文化深入人心、在民间有着深广的影响力。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地域广阔、物品丰富、民族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饮食方面各具特色,因而造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墓祭活动虽是祭拜逝者,但受“事死如生”观念的影响,却与饮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墓祭时把各种饮食搬到墓地供祖先神灵享用,实质上就是日常饮食文化的一种呈现。

元明戏曲作品中描写了大量墓祭活动,从多方面反映了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以五谷为主食,食品种类丰富。元明戏曲作品中描写的墓祭祭品多以羹饭、馒头为主,充分体现了我国农耕时代以五谷为主食的饮食文化。

如《老生儿》第三折中卜儿云:“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漏下粉、蒸下馒头,春盛担子、红干腊肉、荡下酒,六神亲眷都在那里。则等俺老两口儿烧罢纸要破盘哩。”这里提到的粉、馒头等均是以五谷为食材制作的。我国的农耕历史非常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河姆渡时期就有了谷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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